根据这一规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的合理解释方案是，住宅之下的一定面积（比如50m2或60m2）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自动无偿续期一次，期限以70年为宜。

多数决也许不是唯一法门，但肯定是争议最小的决断方式。一、言论自由的宪法功能：从多元代议到民主协商 在现代利益及利益集团多元的情景下，一人一票、代表制及多数决相结合的代议民主，构成一种可有效应对复杂和大规模社会的政治结构。

政治结构体现为公共决策的程序性体制安排。就其功能而言，言论自由是维持政治结构民主性的基石，是促进开放性的纽带。费斯指出，在权力私有化的背景下言论的自由放任更具危险，在这一点上，国家可能是言论的敌人，也可以是自由的来源。[36]宏观层面的言论，是共同体层面为社会整体分享的价值目标，可以称为公理。田雷：《政治、协商民主与司法审查：论青年桑斯坦的宪法理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

[6] 这一定程度上是对斯密难题的一个理解——利他就是更大的利己。[10] 参见汪庆华：《宪法与人民——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谈起》，《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但对这一权利的保障并不是没有限制的，毋宁，团体协议自治的运行能力、公民和企业的基本权利以及其他的宪法利益，例如能够有效运行的公共卫生事业和交通基础设施、覆盖全境的邮政和通讯服务以及整体经济平衡，都构成了劳动结社自由的宪法内在界限。

佩戴穆斯林头巾可以明确地展现诉愿人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归属以及其个人的穆斯林认同，将佩戴头巾的行为认定为欠缺担任教师职务之资格，并无现行的、必要的且足够确定之法律依据，侵犯了诉愿人基于基本法第33条第2款的平等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由第4条第1、2款保障的信仰自由。传统观点也与《议会参与法》第5条第1款第1句的文义一致，该句仅规定对于不能容许任何延误的紧急危险情形下的行动，不需要取得联邦议院的事先同意，而非完全不需要取得联邦议院的同意。在不莱梅州，州政府于2009年向州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请求授予耶和华见证人宗教公法团体地位，但不莱梅州议会最终拒绝了这项立法动议。此处宪法法院援引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例，[93]对关涉雇主与雇员双方利益的各项因素分别加以列举分析，[94]具体包括：违反忠诚义务的持续期间与严重程度，雇员本人明知其行为违反忠诚义务，雇员自愿服从教会劳动关系中的相关规定，雇员本人在任职单位中的职位及其对外影响，如保留其职位对雇主权益的影响，以及该雇员再次就业的可能性等等。

在完成这一衡量过程后，宪法法院得出了有利于申请人的结果。因为此时联合行动并非仅由其中一方单独指挥，所以无论是联邦议院针对联邦政府，还是州议会针对州政府，均享有质询和信息权。

[1]但大部分国家法学者都对这一判断表示反对。[7]Di Fabio的核心观点是，基本法预设了德国的国家性（Staatlichkeit）以及国界的完整性（Integrit#228;t）。该法在《团体协议法》（Tarifvertragsgesetz，TVG）中加入了这样一项冲突规则：如由不同工会缔结、内容不同的数份团体协议适用范围重合，则在该工厂中，仅适用在该等互相冲突的团体协议中最晚订立者缔结时，在该工厂成员最多的工会所订立之协议的内容。首先，这将在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与当下局势紧密相关的情形下，剥夺人民参加集会进而参与公共意见形成的可能性。

针对这一一般命令，潜在的集会参与人向行政机关提出复议（Widerspruch），并同时向法院请求紧急权利救济（Eilrechtsschutz）。然而，在判定联邦政府对支援行动总体上不负有回应义务后，宪法法院在裁判中又指出了两种例外情形。但授予该地位的程序本身，可以由各州自行规定。[170]由此出发，对于宪法法院此次裁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是，联邦警察的支援行动到底应由联邦议院还是相应的州议会负责并加以民主正当化？ 根据宪法法院的判断，关于联邦警察基于基本法第35条第2款第1句的支援行动，只有在其依据由基本法确立并由《联邦警察法》加以详细规定的职权分配方案，系属联邦职责范围之时，联邦议院及其议员和党团对此才享有质询和信息权。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如果某个宗教团体在一个州被授予了宗教公法团体地位，那么，该地位是自动在其他各州生效，抑或仍有必要逐州进行所谓的二次授予（Zweitverleihung）？此处涉及的是关于授予程序管辖权方面的联邦制争议，而非核心的基本权利问题。同时，在人道主义的因素之外，联邦还应考虑其决定对欧盟整合以及所谓的巴尔干路线上相关国家尤其是希腊稳定的影响。

[76]与Ladeur的评价相反，Benjamin Rusteberg强调，宪法法院第一庭此次的裁定取向一种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理论，显然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往前迈进了一步，值得欢迎。[44]仅仅存在互相冲突的宪法权利是不够的，关于如何消解宗教自由与对立法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必须由立法者做出符合比例原则的决定。

但基于相对人的申请，法院可再次恢复这一暂缓执行效力，参见《行政法院法》第80条第5款第1句第二种情形。但宪法法院第一庭认为，这一规范在必要性以及适度性上均存在较大的问题。宪法法院每个审判庭由8名法官组成，故在该类程序中需要至少6名法官同意，方可对政党做出不利决定。因涉及教会的自我决定权以及团体宗教自由，教会劳动关系相较一般劳动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宗教多元化和去宗教化的社会，中性的术语宗教宪法显得更为适当。进而，法院在理论上澄清了二者在保护范围上的关系：相较于基本法第4条第1、2款，魏玛宪法第137条第3款构成了一种特别规范。

[10] 尽管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国家法教授、前任联邦宪法法院院长Hans-Jürgen Papier对Di Fabio表示赞同，认为在边界保障问题上确实存在法外空间（rechtsfreie R#228;ume）。Michael Sachs哀叹，这一判决将导致军队海外军事行动的重要基础问题变得不确定。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德国法教义学的特殊性在于：只有法院的裁判具有关键性意义，在法院体系中又首先由高审级的法院来形成论证风格，这一论证风格本身又取向于法学界。由合议庭审理的有17件，其中拒绝受理1件，驳回3件，支持13件。

个人宗教自由条款（基本法第4条第1、2款）与宗教团体制度性条款（所谓的魏玛教会条款）相分离的方案，可以追溯到1948年8月的海伦基姆制宪会议。根据宪法法院此前的裁判，只有在联邦法律成为全国经济运行之必要前提，换言之，只有各州之间的不同规定或州立法者的不作为已经对整体经济造成严重不利时，才可认定由联邦就某事项制定法律对于维护法制统一具有必要性。

2008年初，其根据国家法律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并于8月与同居女友正式登记结婚。但一般情况下，基于基本法第4条第1、2款的保护范围覆盖作用，[54]这一点并不具有严重影响，也不会导致对宗教团体基本权利地位的减损。法院指出，议会参与的必要性，不仅针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互保集体安全体系下德国士兵的对外军事行动，亦普遍适用于单边海外部署中军队的军事行动。进而联邦政府原则上就没有义务，就属于州警察责任范围内的行动及相应的准备、计划和实施情况进行回应。

进而梳理案件的具体争点以及宪法法院的裁判理由和结果。当然，公民援引基本法第4条宗教自由请求保护其佩戴头巾的行为，并不需要证明自身信仰的宗教明确规定了佩戴头巾的义务。

此次会议形成的海伦基姆草案（Herrenchiemseer Entwurf），成为当年9月1日开始的制宪会议上，议会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r Rat）起草基本法的重要参考文件。一旦实行统一团体协议，对少数群体的保护就将取决于其观点是否合乎多数见解。

[65]具体到本案，当佩戴头巾的行为可被证明是出于某种被视为义务的宗教诫命时，在宗教上开放的公立学校中，其就只构成了一种对学校安宁和国家中立性的仅仅抽象的危害可能性，因而以法律形式在全州范围内对此加以禁止就有违比例原则。在2000年的第一次耶和华见证人判决中，宪法法院已经界定了授予宗教公法团体地位的实质性条件（基本法第140条结合魏玛宪法第137条第5款第2句）。

就此可参见Holden, Jehovahs Witnesses. Portrait of a Contemporary Religious Movement, 2002; Krause/Müller (Hrsg.), Theologische Realenzyklop?die, Band 31, 2000. [105] 德国法上的公法团体（K?rperschaft des ?ffentlichen Rechts）一般分为区域团体（Gebietsk?rperschaften）和属人团体（Personalk?rperschaften）两类，前者包括联邦、州、乡镇等，后者类型较多，例如公立大学、律师协会等。[124] 宪法法院认为，在全市境内设置集会禁令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设立子女抚养金亦非平等原则所要求，公立幼儿园向所有父母和子女开放，如果某对父母选择不将孩子送到幼儿园，相当于自愿放弃了这项给付，由此并不能导出国家在宪法上的补偿义务。仅仅希望制定一项全联邦统一的规定，抑或实现生活关系的普遍提升，均不能满足第72条第2款的要求。

Andrea Edenharter在评论中指出，此次裁定延续并确认了联邦宪法法院迄今关于教会劳动关系中忠诚义务之司法审查性的裁判，在宪法上并无可指摘之处。自2015年起，大量难民通过这条路线从希腊或土耳其进入欧洲中部各国。

[159] 在取消对已终结之军事行动的议会同意保留后，宪法法院又反过头来强调，联邦议院可将信息请求权作为其权利之继续效果请求权（Rechtsfortwirkungsanspruch）。1952年，宪法法院禁止了社会主义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SRP），[193]该党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纳粹党）的继承组织，而纳粹党本身则在1945年10月被盟军管制委员会禁止。

第二次头巾裁定和第二次耶和华见证人裁定，均是对宪法法院十余年前就相关问题第一次裁判的进一步发展。[205]首先，该法的立法目的难称正当，因为团体协议自治的运行能力原本就并未受到任何损害。